作者：谭洪安

1915年岁末，北京东交民巷的高档餐馆里，常有一位气度不凡的七旬老者独自前来用餐，每次都指定要烟台张裕白兰地，并对侍者说：“你喝过这酒没有?我走遍世界，从来未喝过这样的好酒，真是举世无双呀!”他甚至会亲自斟满一杯，请侍者一起品尝，非让人家连声说好才许离开。

这位老者不是别人，乃是时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、号称“南洋侨商首富”的广东潮州籍华商张弼士。

那一年年初，74岁高龄的张弼士作为北洋政府委派的“中华游美实业团”团长，率代表赴美国旧金山参加“巴拿马—太平洋万国商品比赛会”，他一手创办的烟台张裕公司出品的白兰地葡萄酒，在赛会上一举夺得金奖。

如此说来，也难怪这位大半生倾心于实业投资的老人家，要好好地自豪一番了。

首富酿酒

张弼士本名张振勋，字弼士。他与烟台结缘，最早还要追溯到盛宣怀“治烟六载”(1886~1892年)时期。

话说张弼士年轻时从广东老家漂泊南洋谋生，在巴达维亚(今印尼首都雅加达)经营酒行起步，以承包酒税、典当税和鸦片烟税发家，逐步在南洋各地涉足垦殖、航运、采矿、银行与药业，全盛时期，全部资产折合白银七八千万两，几乎相当于晚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。

张弼士名震南洋，自然受到急于引进资本兴办实业的清廷洋务派人士瞩目。光绪十七年(1891年)，他应时任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的盛宣怀之邀，到烟台会商修铁路、开矿石等事宜，言谈之间提及烟台出产葡萄。张弼士在南洋卖酒多年，对利用本地质优价廉的葡萄酿酒深感兴趣，双方一拍即合，张弼士负责引进国外一流酿酒师及设备，盛宣怀答应由上海玻璃厂供应大量酒樽。

经过三年筹备，1894年，张弼士通过盛宣怀(时已离开烟台，调任天津海关道)获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批准，在烟台开办酿酒企业，得到在直隶、奉天山东等省生产销售专利15年、免税3年的特殊优惠政策。张弼士在南洋及国内独资经营的企业，取“昌裕兴隆”的吉兆，均以“裕”字为名，故烟台公司定名为张裕。

张弼士是个成熟老练的企业家，对投资烟台张裕做过严格的成本和市场核算。据1898年他本人留下来的手记所载：每100亩土地一次性种植支出(地价、葡萄种苗、种树用竹竿等)，需银洋两万元，每年运营支出(人工、肥料及杂项等)需银洋2000元;而种植3年后收成时，可产葡萄2500担(每担100斤)，酿酒1万箱，加上装箱、酒樽、瓶塞等费用，生产成本约银洋1.2万元。

这100亩地里产出的1万箱葡萄酒，大概能赚多少钱呢?

张弼士把生产成本、税费、设备折旧及借贷利息刨去，认为每年利润应在银洋两万元以上，而种的葡萄越多，生产规模越大，利润就越高。他信心十足地断言：“如能做至十万箱可得息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元，或至四十万箱，获利可在百万以上。”

经高薪聘请的外籍酿酒师提议，张弼士斥资从奥地利等欧洲国家搜购名种葡萄近百万株移植到烟台，以改良本地品种。1898年前后，张裕烟台葡萄园已占地400多亩，后来又陆续扩展至两座各700余亩。张弼士在烟台历年合计总投资300万银洋。

起初，因张裕葡萄酒是“土制”，在国内各大商埠市场上，很难与地道的进口洋酒正面竞争，反而在张弼士的生意大本营南洋，以其祖国乡土情调备受华人欢迎，后来也有不少销往东北三省及俄国。至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前夕，张裕葡萄酒年销售量100多万樽(10万箱左右)，只是初步达到了张弼士当年的预期。

“政记”传奇

1915年，张裕白兰地巴拿马万国赛会上一举夺金，在国内名声大噪，张裕葡萄酒销量很快升至最高峰的200万樽(约合15万箱)，烈士暮年的张弼士喜不自胜。而几乎同一时期，烟台“二张”中的另一位能人——“北方船王”张本政，刚迎来他经商生涯中的第一次高潮。

张本政祖籍山东文登(今属威海)，1865年生于旅顺，家境贫寒，曾以当童仆及卖菜、卖木炭等为生。甲午战争前后，在日本人高桥(据说是日方间谍)在旅顺的小酒店里打杂。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后，他随高桥一起到日占威海卫，后来又到了烟台。

高桥在烟台开办的洋行主要卖煤，自备轮船往返烟台与大连之间，兼营客货运输。高桥赏识张本政为人忠心且勤奋谨慎，将部分业务转让给他经营，于是张本政得以与人合股开了德合洋行，专做轮船代理生意。

日俄战争(1904~1905年)后，日方以德合洋行另一合伙人亲俄为名没收了两艘轮船及800余袋面粉，张本政趁机疏通关系，低价把这笔资产收入囊中，发了一笔横财。而高桥年迈时退休回国，也把船卖给张本政，并同意延期付款，张本政将船名改为“胜利”，自此拥有了一支小型船队。随着业务扩大，他又陆续添置了数艘“利”字号客轮，吨位从二三百吨到千吨不等。

1906年，德合洋行改称政记行，但毕竟还只是一家私人小企业，在极为讲究社会信誉的航运业里名声不够响亮。张本政遂设法募集资本500万元，成立了政记轮船有限公司，其中张本人及其亲属占近3/4股份。政记轮船总行设在烟台，分行有天津、大连、安东(今丹东)、龙口、青岛、上海七处，其他沿海各主要港口大多设有代理行。在烟台、大连等港口，政记拥有船坞码头、五金行、修船机械厂，也涉及各种企业投资。

1914年一战爆发，欧洲列强无暇东顾，德国更实行“无限制潜艇战”攻击各国商船，国际船价及运费飞涨。但即便涨至原先的二三十倍，仍然供不应求，货主为抢船期，不惜主动加价。政记轮船应时而起，飞黄腾达，用张本政的话说就是“在那时我一分钟能进100元”。

当年烟台张裕的葡萄酒，通常都由烟台船运至大连中转，再销往东北三省及俄国，相信不少会由政记旗下的轮船承运。

1920年直奉战争爆发，登州籍直系军阀吴佩孚两次征用政记公司轮船10余艘，约占全公司船只总吨位1/3，前后三个多月，导致政记每天入不敷支。情急之下，张本政向大连的日本银行借贷现金周转，日方则借机欲全部收购政记轮船，以独占华北航运。据说张作霖得知消息后，急召张本政到奉天(今沈阳)，当面对他说：“船我交涉发还，其他问题有钱可以解决。”

张作霖又委派麾下的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到大连警告张本政，决不可将船卖给日本人，并承诺投资100万元。后再把一战时自奥国没收过来改名“中华号”的万吨商船等三艘轮船(合计吨位13600吨)拨归政记经营，等于奉系折价入股。几经周折，政记总算逃过一劫。

此起彼落

1928年前后，随着北伐成功，国民政府定鼎南京，国内抵制洋货、抵制外船的运动此起彼伏。爱国热情鼓舞之下，很多中国货主非等本国船自运不可，政记轮船在北方华资航运公司中一枝独秀，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。

张本政又抓住一战之后世界船价暴跌的良机，大量买进新船和二手船。原来国际上新船造价每吨500到1000元，政记买下的一艘5000吨欧洲轮船，竟只花了区区两万元，一艘千吨日本轮船，也只花了1.2万元。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止，政记旗下计有32艘轮船，自100吨至6000吨不等，总吨位近6.5万吨，这还不包括奉系划拨后来转租出去的那三艘大船。

全盛之时，政记企业实际资产估计达几千万元，张本政也成为当时业界公认的“北方船王”。

但在张本政有惊无险，再战江湖的这段日子里，曾经撑起烟台工商业半边天的张裕公司，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。

1915年11月张弼士自美回国后，获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长，商界同仁一致通过他率团访美时达成的合组中美银行、中美轮船公司协议案。1916年5月，为落实有关招股事宜，他不顾年事已高，冒着酷暑专程返回南洋发动当地侨商募资，不幸积劳成疾，病逝于巴达维亚。

张弼士逝世后，烟台张裕由其子侄辈接手经营，十数年间，发展尚属平稳。可是1930年一场烧了三日三夜的大火，让张裕元气大伤，从此走向下坡。个中事由，说来话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930年2月4日清晨，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突发通天大火，公司整整三层楼二百余间房，包括生产厂房、机器设备及营业厅，几乎尽毁，损失总计达30万银元。

据烟台《东海日报》当时报道，该大楼锅炉房的烟囱经过储藏室通到楼外，烟囱漏火点燃室内堆满的木箱、稻草等，此处僻静夜里无人，初时未被发觉，加之时值冬末，北风乍起，火借风威，烧将起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接报赶来的消防人员全力扑救，仍无济于事。

尽管张裕藏于大楼地窖内的大批桶装葡萄酒得以保全，属不幸中之大幸，但这家头顶耀眼光环的民族资本标杆企业，经此重大天灾打击，其累积多时的经营困难和矛盾，一夜之间暴露于世人眼前。

张裕公关术

且不提创办人张弼士南洋侨商首富的巨大号召力，也不提人尽皆知的1915年旧金山“万国商品比赛会”上金奖白兰地载誉归来，光是“国父”的一幅亲笔题词，就足以让好几代张裕人引以自豪了。

1912年8月21日，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四个多月的孙中山，应“接班人”袁世凯之邀，乘船赴北京共商国是。途中在烟台港登岸考察，专程到张裕公司参观并品尝葡萄美酒，兴之所至，挥笔题赠“品重醴泉”四字。“醴泉”意即甘甜之泉水，典出《礼记》：“天降甘露，地出醴泉。”孙中山借此一语双关，既称赞了张裕之酒品，也褒扬了张弼士之人品。

此时，这位大革命家无官一身轻，正四处宣讲其雄心勃勃振兴实业的“建国方略”，张裕公司无疑是他号召工商界学习的好榜样。张弼士早年回国投资时虽屡获李鸿章、盛宣怀等前清大员照应，却曾秘密组织侨商资助反清革命，又同意儿子加入同盟会，自然乐意借助民国元勋的崇高声望，提高张裕葡萄酒在国民心目中的影响。

此后，来访张裕留下墨宝的名人政客不少。如大名士康有为1917年和1927年两度光临，且赋姊妹诗抒怀，传为佳话，张学良、宋子文及古应芬(国民党元老，张氏家族的广东老乡)也先后欣然挥毫。

张弼士发家于南洋，但颇善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乡缘、族缘以助力商务。他以同为“清河后人”(相传天下张氏均出自古青阳国，即今河北清河县)为由，与晚清重臣张之洞、状元实业家张謇以及势力一度覆盖华北的奉系首脑张作霖，都先后有过来往。

1916年，张弼士病逝于巴达维亚(今印尼雅加达)，张裕公司先由他两位侄儿，再由长子张秩君、嫡孙张世环相继掌舵。张秩君谨守乃父遗教，与少帅张学良以“同宗世好”名义相结交，与奉系悍将、直鲁联军总司令(1925年底~1928年初在任)的张宗昌攀亲，为张裕立足烟台取得了地方实力派的支持。

据说有一次张宗昌到烟台巡视，张秩君在张裕公司设宴款待，席间也请张宗昌题词留念。张总司令出身绿林，哪懂得舞文弄墨?遂吩咐秘书代笔。那秘书低头苦思之际，张宗昌一眼看到墙上高悬的孙中山手书“品重醴泉”横幅，立马对秘书说：“用不着咬文嚼字了，给我写上‘醉卧沙场’四个字吧!”

后来韩复渠任山东省主席期间(1930年9月~1938年1月)，派人刺杀了已经失势的张宗昌，而张秩君次子张世钫，还是在韩氏治下，谋到了文登县(今属威海市)县长一职。

就在韩复渠入主山东前半年许，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火，把主持张裕大政的张秩君，烧了个焦头烂额。

繁华付流水

张弼士创办经营张裕多年，累计投入银洋共计300万元，在烟台周边置丘陵地数千亩种植葡萄，并建筑厂房、酒窖，购买国外先进机器设备等。企业规模确实越做越大，又借助名人效应，重视市场宣传，海内外声誉一日高过一日，但内部也出现了重大隐忧。

一次大战期间(1914~1918年)，张裕葡萄酒年产量达到张弼士期望的200万樽左右，同时海运保险和外来原料均涨价，生产营销成本上升，公司盈利未见显著增加。而1909~1918年的十年间，张裕持续扩张及日常运转的巨额开销，均是依靠变卖空地和公司房产，以及南洋汇款支持，至1919年时借外债已达18万元。

1930年大火过后，张裕葡萄酒生产陷于停顿，时任经理张剑师私自潜逃，公司资金链面临断裂，人心浮动，张秩君不得不亲自四处奔走求援。然而，此时距张弼士辞世已十多年，他在南洋遗下的庞大产业早遭篡夺吞并，再无力“输血”。张秩君回到老家广东，向众多亲友们哭穷求助，可惜世态炎凉，昔日大富豪，今天穷亲戚，谁见了都躲。最后他唯有动员自己的七堂妻妾以及六个女儿，捐出部分私房钱和金银首饰(其中一位女儿献出黄金30两)，但仍与复厂需求相去甚远。

万般无奈之下，张秩君只得重返烟台，以张裕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，向中国银行烟台分行借款40万大洋，自此，张裕的实际控制权落入他人手中。几经艰辛，张裕总算复工，因长时间停产，原料供应不继，市场又被竞争对手乘机瓜分，加上资金周转困难，赊销账期不能满足批发商要求，销路远不如前。其后张秩君被迫再向私人钱庄借高利贷，泥足深陷，越发无法自拔了。最终，张裕由中国银行烟台分行代管，该行行长徐望之兼任公司经理。

此时此刻，张裕的凄凉境况，很像大约10年前南通张謇“大生商业王国”破产倒塌的情形。所不同的是，晚年的“状元企业家”眼睁睁地目睹自己一生心血付诸东流，而曾与之唱和往还的张弼士，已看不到这一切了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1938年2月初，侵华日军占领烟台。此前张秩君为避战火已返回原籍广东大埔县，其子张世环留下来维持局面，日本人派员驻厂监督。受战火所累，张裕葡萄酒更加滞销，处于半停工状态，大片园地里的葡萄烂掉也无人管。倒是因战时需求，玻璃、药樽等成为抢手货，张裕附属玻璃厂一度加班增产仍供不应求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赴烟台接收人员对张裕需索无度，中国银行也不断催缴40万元贷款八年利息。心有余悸的张秩君不肯复出收拾张裕残局，张世环只好又一次回到广州，试图出卖父祖留下产业筹措资金，但遭遇比他父亲更惨，居然一无所获。最后，他背负一身重债，回到烟台后唯有黯然宣布公司破产。

1949年后延续至今的张裕，已是地道国资酿酒企业，与昔日的张弼士家族，没有半分资本上的关系了。

政记与政治

回过头来再看看，芝罘“二张”中，祖籍文登县的“北方船王”张本政抗战前后是何境况。

前文已述及，自1928年到1937年，是中国经济发展短暂的“黄金十年”，其实也是总部设在烟台的政记轮船公司的黄金十年，政记旗下轮船增至30余艘，总吨位近6.5万吨，控制资产达几千万银元。

当时，张本政的心态和处境颇为微妙。政记轮船的主要运营部门及大量航运业务，都以日本殖民控制下的大连为枢纽，他本人常住大连，日本武官是他办公室里的常客，政记雇佣的日籍职员，1929年时甚至在大连公园内专门为他立了一尊塑像。

1937年春，日本侵华野心表露无遗之时，张本政对亲信下属说过：“我们买卖人不要问政治。”可见，他只是将事关中华民族存亡之危机，与一般国家间的政治纷争等同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中国北方海面完全被日本海军控制，日方勒令来往大连、烟台等港口的中国船只，全部充作战时补给船，一般中国船东无力逃避，唯有消极应对，政记亦不例外。1938年，政记公司的茂利等五艘货轮装货到香港，蒋介石国民政府驻港代表向港英当局法院提出：“政记公司有中国政府股份，我们不能用政记的船装运利敌物资。”这五艘船自此在香港扣留了很长一段日子，期间遭遇几次强台风，各船损失惨重。后来日方及政记出面交涉，有两艘船得以北返，其余三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时，日军作为战利品霸占。

另据政记公司青岛分行经理李云阶(张本政的外甥)回忆，法国在欧洲战败后，维希傀儡政府不允许殖民地越南继续接收、存储海外输入中国支持抗战的百万吨军火物资，中方急需将之转运内地，故调用政记的船只代运及作临时仓库，这些船只因长期停泊而遭台风袭击受损。

还有一种说法是，此时张本政想以香港为新的基地，派出吨位较大的几艘船经营往返南洋的航线，以免重庆政府征用。

总而言之，张本政在抗战中扮演的角色，是汉奸还是忍辱负重的商人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1942年，日本人干脆把华北沿海所有中国轮船变相没收，成立华北轮船联营社，政记旗下有3艘合计吨位2000余吨的轮船“入股”。这3艘船，与其余被日本人强行征用的政记船只命运类似，大多在战争后期，被占据空中优势的美军飞机在吴淞口、山东沿海及连云港等处炸毁炸沉。

人去财空的张本政，本人结局也不佳。日本投降后，他一度牵头联络商界人士成立“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”，以维持社会治安。但因政治态度上明显倾向南京国民政府，1947年，中共主持下的大连人民法院，以“附逆祸国”罪判处其12年徒刑。后来，已经80多岁的张本政借保外就医为由，逃往国统区，辗转沈阳、天津、上海等地，1951年在天津再遭逮捕，被处以极刑。

近年来，有大连民间作家以张本政为原型，写作长篇小说，试图为其洗脱“汉奸”罪名。但那段交织着国仇家恨、政治纷争以及政商权谋的如烟往事，的确是扑朔迷离，又怎会轻易翻案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