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社交
历史传说
首页 > 文化传承 > 历史传说

商城记·烟台:芝罘华商说“二张”

       
       
 

点击查看下一页

作者:谭洪安

1915年岁末,北京东交民巷的高档餐馆里,常有一位气度不凡的七旬老者独自前来用餐,每次都指定要烟台张裕白兰地,并对侍者说:“你喝过这酒没有?我走遍世界,从来未喝过这样的好酒,真是举世无双呀!”他甚至会亲自斟满一杯,请侍者一起品尝,非让人家连声说好才许离开。

这位老者不是别人,乃是时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、号称“南洋侨商首富”的广东潮州籍华商张弼士。

那一年年初,74岁高龄的张弼士作为北洋政府委派的“中华游美实业团”团长,率代表赴美国旧金山参加“巴拿马—太平洋万国商品比赛会”,他一手创办的烟台张裕公司出品的白兰地葡萄酒,在赛会上一举夺得金奖。

如此说来,也难怪这位大半生倾心于实业投资的老人家,要好好地自豪一番了。

首富酿酒

张弼士本名张振勋,字弼士。他与烟台结缘,最早还要追溯到盛宣怀“治烟六载”(1886~1892年)时期。

话说张弼士年轻时从广东老家漂泊南洋谋生,在巴达维亚(今印尼首都雅加达)经营酒行起步,以承包酒税、典当税和鸦片烟税发家,逐步在南洋各地涉足垦殖、航运、采矿、银行与药业,全盛时期,全部资产折合白银七八千万两,几乎相当于晚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。

张弼士名震南洋,自然受到急于引进资本兴办实业的清廷洋务派人士瞩目。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他应时任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的盛宣怀之邀,到烟台会商修铁路、开矿石等事宜,言谈之间提及烟台出产葡萄。张弼士在南洋卖酒多年,对利用本地质优价廉的葡萄酿酒深感兴趣,双方一拍即合,张弼士负责引进国外一流酿酒师及设备,盛宣怀答应由上海玻璃厂供应大量酒樽。

经过三年筹备,1894年,张弼士通过盛宣怀(时已离开烟台,调任天津海关道)获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批准,在烟台开办酿酒企业,得到在直隶、奉天山东等省生产销售专利15年、免税3年的特殊优惠政策。张弼士在南洋及国内独资经营的企业,取“昌裕兴隆”的吉兆,均以“裕”字为名,故烟台公司定名为张裕。

张弼士是个成熟老练的企业家,对投资烟台张裕做过严格的成本和市场核算。据1898年他本人留下来的手记所载:每100亩土地一次性种植支出(地价、葡萄种苗、种树用竹竿等),需银洋两万元,每年运营支出(人工、肥料及杂项等)需银洋2000元;而种植3年后收成时,可产葡萄2500担(每担100斤),酿酒1万箱,加上装箱、酒樽、瓶塞等费用,生产成本约银洋1.2万元。

这100亩地里产出的1万箱葡萄酒,大概能赚多少钱呢?

张弼士把生产成本、税费、设备折旧及借贷利息刨去,认为每年利润应在银洋两万元以上,而种的葡萄越多,生产规模越大,利润就越高。他信心十足地断言:“如能做至十万箱可得息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元,或至四十万箱,获利可在百万以上。”

经高薪聘请的外籍酿酒师提议,张弼士斥资从奥地利等欧洲国家搜购名种葡萄近百万株移植到烟台,以改良本地品种。1898年前后,张裕烟台葡萄园已占地400多亩,后来又陆续扩展至两座各700余亩。张弼士在烟台历年合计总投资300万银洋。

起初,因张裕葡萄酒是“土制”,在国内各大商埠市场上,很难与地道的进口洋酒正面竞争,反而在张弼士的生意大本营南洋,以其祖国乡土情调备受华人欢迎,后来也有不少销往东北三省及俄国。至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前夕,张裕葡萄酒年销售量100多万樽(10万箱左右),只是初步达到了张弼士当年的预期。

“政记”传奇

1915年,张裕白兰地巴拿马万国赛会上一举夺金,在国内名声大噪,张裕葡萄酒销量很快升至最高峰的200万樽(约合15万箱),烈士暮年的张弼士喜不自胜。而几乎同一时期,烟台“二张”中的另一位能人——“北方船王”张本政,刚迎来他经商生涯中的第一次高潮。

张本政祖籍山东文登(今属威海),1865年生于旅顺,家境贫寒,曾以当童仆及卖菜、卖木炭等为生。甲午战争前后,在日本人高桥(据说是日方间谍)在旅顺的小酒店里打杂。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后,他随高桥一起到日占威海卫,后来又到了烟台。

高桥在烟台开办的洋行主要卖煤,自备轮船往返烟台与大连之间,兼营客货运输。高桥赏识张本政为人忠心且勤奋谨慎,将部分业务转让给他经营,于是张本政得以与人合股开了德合洋行,专做轮船代理生意。

日俄战争(1904~1905年)后,日方以德合洋行另一合伙人亲俄为名没收了两艘轮船及800余袋面粉,张本政趁机疏通关系,低价把这笔资产收入囊中,发了一笔横财。而高桥年迈时退休回国,也把船卖给张本政,并同意延期付款,张本政将船名改为“胜利”,自此拥有了一支小型船队。随着业务扩大,他又陆续添置了数艘“利”字号客轮,吨位从二三百吨到千吨不等。

1906年,德合洋行改称政记行,但毕竟还只是一家私人小企业,在极为讲究社会信誉的航运业里名声不够响亮。张本政遂设法募集资本500万元,成立了政记轮船有限公司,其中张本人及其亲属占近3/4股份。政记轮船总行设在烟台,分行有天津、大连、安东(今丹东)、龙口、青岛、上海七处,其他沿海各主要港口大多设有代理行。在烟台、大连等港口,政记拥有船坞码头、五金行、修船机械厂,也涉及各种企业投资。

1914年一战爆发,欧洲列强无暇东顾,德国更实行“无限制潜艇战”攻击各国商船,国际船价及运费飞涨。但即便涨至原先的二三十倍,仍然供不应求,货主为抢船期,不惜主动加价。政记轮船应时而起,飞黄腾达,用张本政的话说就是“在那时我一分钟能进100元”。

当年烟台张裕的葡萄酒,通常都由烟台船运至大连中转,再销往东北三省及俄国,相信不少会由政记旗下的轮船承运。

1920年直奉战争爆发,登州籍直系军阀吴佩孚两次征用政记公司轮船10余艘,约占全公司船只总吨位1/3,前后三个多月,导致政记每天入不敷支。情急之下,张本政向大连的日本银行借贷现金周转,日方则借机欲全部收购政记轮船,以独占华北航运。据说张作霖得知消息后,急召张本政到奉天(今沈阳),当面对他说:“船我交涉发还,其他问题有钱可以解决。”

张作霖又委派麾下的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到大连警告张本政,决不可将船卖给日本人,并承诺投资100万元。后再把一战时自奥国没收过来改名“中华号”的万吨商船等三艘轮船(合计吨位13600吨)拨归政记经营,等于奉系折价入股。几经周折,政记总算逃过一劫。

此起彼落

1928年前后,随着北伐成功,国民政府定鼎南京,国内抵制洋货、抵制外船的运动此起彼伏。爱国热情鼓舞之下,很多中国货主非等本国船自运不可,政记轮船在北方华资航运公司中一枝独秀,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。

张本政又抓住一战之后世界船价暴跌的良机,大量买进新船和二手船。原来国际上新船造价每吨500到1000元,政记买下的一艘5000吨欧洲轮船,竟只花了区区两万元,一艘千吨日本轮船,也只花了1.2万元。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止,政记旗下计有32艘轮船,自100吨至6000吨不等,总吨位近6.5万吨,这还不包括奉系划拨后来转租出去的那三艘大船。

全盛之时,政记企业实际资产估计达几千万元,张本政也成为当时业界公认的“北方船王”。

但在张本政有惊无险,再战江湖的这段日子里,曾经撑起烟台工商业半边天的张裕公司,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。

1915年11月张弼士自美回国后,获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长,商界同仁一致通过他率团访美时达成的合组中美银行、中美轮船公司协议案。1916年5月,为落实有关招股事宜,他不顾年事已高,冒着酷暑专程返回南洋发动当地侨商募资,不幸积劳成疾,病逝于巴达维亚。

张弼士逝世后,烟台张裕由其子侄辈接手经营,十数年间,发展尚属平稳。可是1930年一场烧了三日三夜的大火,让张裕元气大伤,从此走向下坡。个中事由,说来话长,且听下回分解。


1930年2月4日清晨,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突发通天大火,公司整整三层楼二百余间房,包括生产厂房、机器设备及营业厅,几乎尽毁,损失总计达30万银元。

据烟台《东海日报》当时报道,该大楼锅炉房的烟囱经过储藏室通到楼外,烟囱漏火点燃室内堆满的木箱、稻草等,此处僻静夜里无人,初时未被发觉,加之时值冬末,北风乍起,火借风威,烧将起来,一发不可收拾。接报赶来的消防人员全力扑救,仍无济于事。

尽管张裕藏于大楼地窖内的大批桶装葡萄酒得以保全,属不幸中之大幸,但这家头顶耀眼光环的民族资本标杆企业,经此重大天灾打击,其累积多时的经营困难和矛盾,一夜之间暴露于世人眼前。

张裕公关术

且不提创办人张弼士南洋侨商首富的巨大号召力,也不提人尽皆知的1915年旧金山“万国商品比赛会”上金奖白兰地载誉归来,光是“国父”的一幅亲笔题词,就足以让好几代张裕人引以自豪了。

1912年8月21日,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四个多月的孙中山,应“接班人”袁世凯之邀,乘船赴北京共商国是。途中在烟台港登岸考察,专程到张裕公司参观并品尝葡萄美酒,兴之所至,挥笔题赠“品重醴泉”四字。“醴泉”意即甘甜之泉水,典出《礼记》:“天降甘露,地出醴泉。”孙中山借此一语双关,既称赞了张裕之酒品,也褒扬了张弼士之人品。

此时,这位大革命家无官一身轻,正四处宣讲其雄心勃勃振兴实业的“建国方略”,张裕公司无疑是他号召工商界学习的好榜样。张弼士早年回国投资时虽屡获李鸿章、盛宣怀等前清大员照应,却曾秘密组织侨商资助反清革命,又同意儿子加入同盟会,自然乐意借助民国元勋的崇高声望,提高张裕葡萄酒在国民心目中的影响。

此后,来访张裕留下墨宝的名人政客不少。如大名士康有为1917年和1927年两度光临,且赋姊妹诗抒怀,传为佳话,张学良、宋子文及古应芬(国民党元老,张氏家族的广东老乡)也先后欣然挥毫。

张弼士发家于南洋,但颇善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乡缘、族缘以助力商务。他以同为“清河后人”(相传天下张氏均出自古青阳国,即今河北清河县)为由,与晚清重臣张之洞、状元实业家张謇以及势力一度覆盖华北的奉系首脑张作霖,都先后有过来往。

1916年,张弼士病逝于巴达维亚(今印尼雅加达),张裕公司先由他两位侄儿,再由长子张秩君、嫡孙张世环相继掌舵。张秩君谨守乃父遗教,与少帅张学良以“同宗世好”名义相结交,与奉系悍将、直鲁联军总司令(1925年底~1928年初在任)的张宗昌攀亲,为张裕立足烟台取得了地方实力派的支持。

据说有一次张宗昌到烟台巡视,张秩君在张裕公司设宴款待,席间也请张宗昌题词留念。张总司令出身绿林,哪懂得舞文弄墨?遂吩咐秘书代笔。那秘书低头苦思之际,张宗昌一眼看到墙上高悬的孙中山手书“品重醴泉”横幅,立马对秘书说:“用不着咬文嚼字了,给我写上‘醉卧沙场’四个字吧!”

后来韩复渠任山东省主席期间(1930年9月~1938年1月),派人刺杀了已经失势的张宗昌,而张秩君次子张世钫,还是在韩氏治下,谋到了文登县(今属威海市)县长一职。

就在韩复渠入主山东前半年许,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火,把主持张裕大政的张秩君,烧了个焦头烂额。

繁华付流水

张弼士创办经营张裕多年,累计投入银洋共计300万元,在烟台周边置丘陵地数千亩种植葡萄,并建筑厂房、酒窖,购买国外先进机器设备等。企业规模确实越做越大,又借助名人效应,重视市场宣传,海内外声誉一日高过一日,但内部也出现了重大隐忧。

一次大战期间(1914~1918年),张裕葡萄酒年产量达到张弼士期望的200万樽左右,同时海运保险和外来原料均涨价,生产营销成本上升,公司盈利未见显著增加。而1909~1918年的十年间,张裕持续扩张及日常运转的巨额开销,均是依靠变卖空地和公司房产,以及南洋汇款支持,至1919年时借外债已达18万元。

1930年大火过后,张裕葡萄酒生产陷于停顿,时任经理张剑师私自潜逃,公司资金链面临断裂,人心浮动,张秩君不得不亲自四处奔走求援。然而,此时距张弼士辞世已十多年,他在南洋遗下的庞大产业早遭篡夺吞并,再无力“输血”。张秩君回到老家广东,向众多亲友们哭穷求助,可惜世态炎凉,昔日大富豪,今天穷亲戚,谁见了都躲。最后他唯有动员自己的七堂妻妾以及六个女儿,捐出部分私房钱和金银首饰(其中一位女儿献出黄金30两),但仍与复厂需求相去甚远。

万般无奈之下,张秩君只得重返烟台,以张裕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,向中国银行烟台分行借款40万大洋,自此,张裕的实际控制权落入他人手中。几经艰辛,张裕总算复工,因长时间停产,原料供应不继,市场又被竞争对手乘机瓜分,加上资金周转困难,赊销账期不能满足批发商要求,销路远不如前。其后张秩君被迫再向私人钱庄借高利贷,泥足深陷,越发无法自拔了。最终,张裕由中国银行烟台分行代管,该行行长徐望之兼任公司经理。

此时此刻,张裕的凄凉境况,很像大约10年前南通张謇“大生商业王国”破产倒塌的情形。所不同的是,晚年的“状元企业家”眼睁睁地目睹自己一生心血付诸东流,而曾与之唱和往还的张弼士,已看不到这一切了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,1938年2月初,侵华日军占领烟台。此前张秩君为避战火已返回原籍广东大埔县,其子张世环留下来维持局面,日本人派员驻厂监督。受战火所累,张裕葡萄酒更加滞销,处于半停工状态,大片园地里的葡萄烂掉也无人管。倒是因战时需求,玻璃、药樽等成为抢手货,张裕附属玻璃厂一度加班增产仍供不应求。

抗战胜利后,国民政府赴烟台接收人员对张裕需索无度,中国银行也不断催缴40万元贷款八年利息。心有余悸的张秩君不肯复出收拾张裕残局,张世环只好又一次回到广州,试图出卖父祖留下产业筹措资金,但遭遇比他父亲更惨,居然一无所获。最后,他背负一身重债,回到烟台后唯有黯然宣布公司破产。

1949年后延续至今的张裕,已是地道国资酿酒企业,与昔日的张弼士家族,没有半分资本上的关系了。

政记与政治

回过头来再看看,芝罘“二张”中,祖籍文登县的“北方船王”张本政抗战前后是何境况。

前文已述及,自1928年到1937年,是中国经济发展短暂的“黄金十年”,其实也是总部设在烟台的政记轮船公司的黄金十年,政记旗下轮船增至30余艘,总吨位近6.5万吨,控制资产达几千万银元。

当时,张本政的心态和处境颇为微妙。政记轮船的主要运营部门及大量航运业务,都以日本殖民控制下的大连为枢纽,他本人常住大连,日本武官是他办公室里的常客,政记雇佣的日籍职员,1929年时甚至在大连公园内专门为他立了一尊塑像。

1937年春,日本侵华野心表露无遗之时,张本政对亲信下属说过:“我们买卖人不要问政治。”可见,他只是将事关中华民族存亡之危机,与一般国家间的政治纷争等同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,中国北方海面完全被日本海军控制,日方勒令来往大连、烟台等港口的中国船只,全部充作战时补给船,一般中国船东无力逃避,唯有消极应对,政记亦不例外。1938年,政记公司的茂利等五艘货轮装货到香港,蒋介石国民政府驻港代表向港英当局法院提出:“政记公司有中国政府股份,我们不能用政记的船装运利敌物资。”这五艘船自此在香港扣留了很长一段日子,期间遭遇几次强台风,各船损失惨重。后来日方及政记出面交涉,有两艘船得以北返,其余三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时,日军作为战利品霸占。

另据政记公司青岛分行经理李云阶(张本政的外甥)回忆,法国在欧洲战败后,维希傀儡政府不允许殖民地越南继续接收、存储海外输入中国支持抗战的百万吨军火物资,中方急需将之转运内地,故调用政记的船只代运及作临时仓库,这些船只因长期停泊而遭台风袭击受损。

还有一种说法是,此时张本政想以香港为新的基地,派出吨位较大的几艘船经营往返南洋的航线,以免重庆政府征用。

总而言之,张本政在抗战中扮演的角色,是汉奸还是忍辱负重的商人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

1942年,日本人干脆把华北沿海所有中国轮船变相没收,成立华北轮船联营社,政记旗下有3艘合计吨位2000余吨的轮船“入股”。这3艘船,与其余被日本人强行征用的政记船只命运类似,大多在战争后期,被占据空中优势的美军飞机在吴淞口、山东沿海及连云港等处炸毁炸沉。

人去财空的张本政,本人结局也不佳。日本投降后,他一度牵头联络商界人士成立“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”,以维持社会治安。但因政治态度上明显倾向南京国民政府,1947年,中共主持下的大连人民法院,以“附逆祸国”罪判处其12年徒刑。后来,已经80多岁的张本政借保外就医为由,逃往国统区,辗转沈阳、天津、上海等地,1951年在天津再遭逮捕,被处以极刑。

近年来,有大连民间作家以张本政为原型,写作长篇小说,试图为其洗脱“汉奸”罪名。但那段交织着国仇家恨、政治纷争以及政商权谋的如烟往事,的确是扑朔迷离,又怎会轻易翻案呢?



地址:济南市黑虎泉西路17号6号楼     电话:0531-82066601
备案号:鲁ICP备16018480号
Copyright ? 1997-2018 hao1956.com All Rights Reserved.